在新西兰纳尔逊的一套普通住宅里,Nithin Mankeel最近每天都是在恐惧中醒来。
他是一名注册护士,在当地从事老年护理工作。

白天,他照顾的是新西兰最需要帮助的一群人,而下班回家后,他面对的,却是自己5岁的儿子随时可能被遣返的现实。
“如果他们真的要把我的孩子送走,那就像是在我还活着的时候,把我的一条胳膊砍掉。”
“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承受。”他说。
“我是新西兰需要的人”
2024年1月,Mankeel从印度来到新西兰工作。
他的岗位属于新西兰长期紧缺的医疗职业,被列入移民系统的“绿色清单”(green-list)第一类,可以直接申请居民身份。
对他来说,这是一次清晰、确定的选择。
几个月后,他的妻子Aparna Jayandhan Geetha和儿子Aidhan也来到新西兰,一家人终于团聚。
妻子同样在医疗体系工作,是一名高级医疗护理助理。
从政策角度看,他们是一对完全符合新西兰需求的海外医疗家庭。
Mankeel按照政策路径,通过“直通居民”(straight to residence)通道递交申请,并将妻子和孩子列为附属申请人。
他以为,这条路是被官方认可、被制度保障的。
“问题出在孩子身上”
签证审理过程中,新西兰移民局注意到 Aidhan 存在语言发育迟缓的情况,要求家庭提供进一步的医疗资料。
随后的一系列评估,彻底改变了这家人的命运。
Aidhan被诊断为自闭症,并伴有全面性发育迟缓。
这个结果,让Mankeel开始了一段漫长的补充材料过程。
他咨询了多名医生、心理学家和全科医生。
最新的医疗报告明确写明,孩子在进入幼儿园后进步明显,正在学习独立完成许多日常事务。
“他不是停滞不前的,”Mankeel一遍遍向移民局解释,“他在进步,也在适应这里的生活。”
“那是一道不可能的选择题”
移民局随后允许他们尝试申请医疗豁免。
但几个月反复沟通之后,移民官给出了一个明确的说法。
如果不撤回孩子的申请,一家三口的签证都会被拒;
如果撤回孩子的名字,父母的申请可以继续,但孩子必须另行处理。
那是一道几乎不可能作答的选择题。
最终,Mankeel 选择撤回孩子的申请。
2025年6月,他和妻子的居民签证获批;
2025年7月,Aidhan以新的访客签证身份递交申请,却被拒绝。
“父母合法,孩子非法”
拒签理由并不复杂——为医疗与教育系统带来负担。
根据2025年3月实施的新规,移民局认为Aidhan未来可能对新西兰的医疗和教育系统造成显著成本或需求,因此不能授予签证。
结果是,父母合法居留,孩子却失去了合法身份。
“他的身份现在是非法的,”Mankeel说,“这意味着随时都有被遣返的风险。”
听到这个结果的那一刻,他彻底愣住了。
“所有能走的路,都走过了”
接下来,他开始四处求助。
家庭以人道理由向移民与保护法庭(IPT)提出上诉,但因为超过法定的42天期限,上诉未被受理。
随后,他们向副移民部长Chris Penk请求特殊干预(部长豁免)。

根据法律,部长确实拥有在特殊情况下介入的权力,但这次请求被拒绝。
纳尔逊国会议员Rachel Boyack随后介入,再次致函请求重新考虑,但同样被以“没有新的重大或特殊信息”为由拒绝。
目前,唯一仍在审理中的,是一项被视为“最后希望”的 Section 61酌情申请。
移民局确认正在评估该申请,并表示在审理期间不会采取遣返行动,但没有给出任何时间表。
“整个城市站了出来”
事情传开后,纳尔逊社区迅速反应。
当地国会议员Rachel Boyack公开表示,这一结果“极其不公平”。
她说,你不能一边招募关键医疗人员,一边又把他们的孩子赶走。
如果孩子被遣返,这个家庭一定会离开新西兰,那将是纳尔逊的巨大损失。
她收到大量邮件,来自与Mankeel共事的护士、被他照顾过的病患,以及病患家属。
许多人提到,他专业、耐心、有同理心,是他们遇到过最值得信赖的护理人员之一。
短时间内,超过4000人签署请愿书,要求重新考虑这一决定;另一份请愿则呼吁废除移民体系中的“可接受健康标准”。
在纳尔逊市中心,一场临时组织的集会吸引了约200人到场声援。
“规则不会为任何人改变”
面对舆论压力,移民局的回应依然谨慎而克制。
移民局表示,健康评估规则必须一致适用,不能因为家庭背景或职业而改变;被评估为可能造成显著成本的申请人,不能获得医疗豁免;撤回孩子申请的后果,申请人事先已被明确告知。
移民局承认,这是一个对家庭而言非常艰难的结果,并表示会在流程中尽量以同理心沟通。
“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
对 Mankeel 来说,这些解释已经没有意义。
“我们已经取消了在印度的执业资格,”他说,“在那里我已经不能行医,我们把一切都留在了那里,选择在新西兰重新开始。”
他的父母年迈,无法照顾一名自闭症儿童。
他无法想象孩子被送回印度,或者一家人被迫分离的生活。
如今,他依然每天上班,继续照顾新西兰的老人;
而下班回家后,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那份尚未有结果的决定。
“我一天比一天虚弱,”他说,“但社区的支持,让我还在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