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发布的ANZ Roy Morgan 消费者信心调查记录了自 2004 年调查开始以来的最低经济信心水平。

我们已经看到汽油板上的数字超过了 3 纽币，而花椰菜的价格达到了 14 纽币，这对许多人来说已经足够接近世界末日了。公众变得非常紧张。

正如经济学家 Brad Olsen 所说：“我们这一代人从未见过如此高的成本增长。

“在我看来，尽快将通胀扼杀在萌芽状态似乎是明智之举，不要让它失控。”

“在这一代人中，正在寻找并渴望更多的稳定性。”ANZ 和 Roy Morgan 的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人认为未来 12 个月将带来经济“糟糕时期”，更多人认为明年的情况会比现在更糟，43% 的人认为他们的情况会更糟现在的财务状况比去年要好。

这就是为什么国家党领袖Christopher Luxon 在上周末带着一系列关于减税和改变门槛的新提案进入政治斗争舞台的原因。

上次滞胀（低增长或无增长加上高通胀）来袭时，世界各地的经济体开始接受“供给侧”政策，例如放松管制和减税。

因此，随着滞胀 2.0 的到来，税收政策重新回到桌面上，我们不应该感到惊讶。

然而，早先的“供给侧”改革已经被推到了政治上可能的极限，那么政策制定者和其他人实际上可以做些什么来解决供给侧通胀，或限制其影响呢？

经济学家 Shamubeel Eaqub 将减税视为缓解滞胀痛苦的一种选择，但并非 Luxon 设想的方式。

为了弥补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他支持收入中性的税收变化，降低所得税的最低税率，这样你就可以将税收负担从低收入者转移到高收入者身上。

随着福利的增加，Eaqub 认为正确的减税方式是缓解家庭免受价格上涨冲击的有用方式，因为可以依靠税率在未来一段合理的时间内保持在稳定水平。